棋笔趣

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：通过比较理解政治（第2页）

前面说完“比较政治学”中的“比较”，我再来说说其中的“政治”。显然，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，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，似乎并不符合一些人的观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一些人看来，政治是上层建筑，经济才是基础。也就是说，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，经济才是那个决定性因素。在这种观念里，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，都会自动产生一个“正确答案”：还不是因为穷？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朴素认知——俗话说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所以，贫穷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但是，问题就来了：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？我举个直观的例子——委内瑞拉。这几年，很多人可能隐约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：超级通货膨胀、饥荒、大规模的人口逃亡。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，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纸比钱贵多了。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如图0-1所示，460万人到其他国家去谋生了，这是委内瑞拉16%的人口，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。

图0-1　委内瑞拉难民潮

（图片来源：Dany Bahar, “Venezuela refugee crisis to become the largest and most underfunded in modern history,” Brookings Report, Dec. 9, 2019）

但是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，直到1999年，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。短短20年，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，变成了最大的噩梦，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？民众是同样的民众，传统是同样的传统，宗教是同样的宗教，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。作为一个政治学者，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激进左翼总统查韦斯上台了——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，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，影响了委内瑞拉的经济。

所以，从委内瑞拉这个例子来看，政治真的只是所谓的“上层建筑”、等着被“经济基础”决定吗？还是，至少在某些情况下，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社会的根本性力量？当然，这个例子比较极端，在很多其他国家，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未必如此清晰，但正是这种极端的情况，照亮了社会变迁当中的某些关键因果机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样的例子几乎像是寓言——有时候，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，才能够理解现实。

其实，政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，不仅仅是政治学者的看法。一些其他学科的人也是这么看的。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（Douglass North），他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强调政治因素。我们都知道，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但是，关于工业革命，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是：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开始发生在英国，而不是其他国家？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？当然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一百个学者可能有一千个看法。但就诺斯而言，他把问题的答案追溯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。他的看法是，光荣革命成功地“把权力关进笼子里”，带来所谓“可信的承诺”（credible commitment），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，产生了投资、生产、创新的动力，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。这种看法被称为“制度主义”，直到今天，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。

政治的限度

当然，强调政治的力量，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，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。前面说到过，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——“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”，“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”。其中，“the possible”这个词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本意正是强调政治不是魔术，它不能抵达“the impossible”，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，它不能让水变成油，它不能发明永动机。

所以，我常常和我的学生强调一点：政治在社会中。什么叫“政治在社会中”？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，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。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，叫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同一个物种放在不同的气候、土壤、环境中，它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很不一样。

举个例子。菲律宾在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，它的宪法和美国宪法非常像。原因是，在那之前，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，所以它的宪法是在美国的指导下制定的。但是，结果大家都知道，菲律宾后来的发展，无论是民主制度，还是经济发展，都不像是美国，离发达国家都很遥远。所以，同样的宪法，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。

再举个例子，北欧国家，像瑞典、丹麦、芬兰这些国家，都被称为“民主社会主义”国家，被视为是治理的典范。但是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前面我们提及的查韦斯，他也把他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实践叫作“民主社会主义”，不过，我们在前面也说了，他的“民主社会主义”带来的，却几乎是国家的崩溃。可见，此“民主社会主义”非彼“民主社会主义”。相似的政治理念，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“化学反应”。这就是“政治在社会中”。

所以，虽然政治非常重要，但是政治也是有限的。一个社科学者如果没有这种专业谦卑，就容易成为井底之蛙。理解政治，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。只有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“化学反应”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。也正是因为“政治在社会中”，因为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，所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寻找一个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政治配方，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。

但是，反过来，这是否意味着，研究比较政治必然要求价值上的虚无主义？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内瑞拉和20年前的委内瑞拉无所谓好坏，因为时代不同？所以，比较政治学最后的结论只能是：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，所以不存在是非，不存在好坏。大家想一想，这里面有没有逻辑问题？合理的逻辑是：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。不合理的逻辑是：这里的好东西，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。我们不能跳出一个逻辑陷阱，又掉入另一个逻辑陷阱。的确，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，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亚洲也还是土豆，它可能变成了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土豆，甜一点或者苦一点的土豆，但土豆还是土豆。

那么，为什么有时候“淮南为橘，淮北为枳”，有时候又是“在美洲是土豆，在亚洲还是土豆”？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：在差异中寻找规律。在差异中寻找规律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试图搞清楚，想要从A到B，需要哪些条件C？或者说，从A没有到达B，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？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，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，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而已。

可能会有读者朋友说，这听上去很累啊。“既要……又要……”“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”“可能……也可能……”，我很想要“从A到B”，但结果还冒出这么多条件C？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？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的说法？用英语来表达，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punchline？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社会科学的思考，包括政治学的思考，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，没有那个punchline。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，需要时刻警觉，时刻观察路况，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。一刹那间的走神，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。这听上去的确很累，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。世界是复杂的，但又不是随机的，知识也应当如此。求知的道路，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。